寻路

我和动物医学的缘分，是从一场误会开始的。但后来想想，或许所有的理解，都得先穿过一片误解的迷雾。

我的高中三年，与疫情几乎重叠。那是一段被口罩、网课和不断更新的数字定义的特殊时光。微小的病毒，竟能如此深刻地重塑整个世界运行的轨道，这带给我巨大的震撼，也点燃了我的好奇。我开始觉得，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奥秘，或许就能在未来的风雨中，多撑起一把伞。这份朴素的想法，是我对生物方向兴趣的起点，也正因如此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优先选择了传统的生物学科或是医学。但最终的结果稍有偏差，我来到了动物医学专业。

五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站在和平校区门口，心里揣着一份误解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以为动物医学就是兽医的另一种说法。未来的画面，似乎已经被描好了边框，不是在来往忙碌的宠物医院里，就是在弥漫着乡野气息的养殖场中。虽然也是生物方向，但和我心里那份对“研究”的向往，好像隔着一段距离。我想要的，是更安静地探索，是解答那些关于生命的基本问题。所以，在踏入校门的最初几个月，转专业的念头时不时在我心里翻涌。

但是当我开始学习动物医学的专业课程后，我心里那簇火苗仿佛被吹亮了。老师们讲起病毒如何在不同物种间跳跃，讲起动物健康与人类健康是如何紧密交织。那一刻，疫情中的那些新闻片段、那些封闭的日子和全民的守望，突然都有了更深刻的注脚。我意识到，兽医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辽阔。它不止于诊疗，更关乎预防，关乎前沿的科研，关乎在源头构筑起守护生命的堤坝。我放下了转专业的念头，心里涌起的是一种歪打正着却又恰逢其时的庆幸。

然而，放下转专业的想法，并不意味着前路清晰。幸运的是，当时担任我们辅导员的谭瑶老师察觉到了我的困惑，在一次长谈中，她没有给我一个标准的答案，而是鼓励我去多看、多听、多尝试。她告诉我，与其空想，不如主动靠近那些让我心动的可能性。她鼓励我去参加各类学术讲座、教授宣讲会，甚至鼓励我大胆地给感兴趣的导师发邮件。“动医的天地很宽，”她说，“你得先走进去。”正是这份在起点上获得的推动，让我开始主动向外寻找答案。

遇见

带着这份从起点获得的勇气和探索的渴望，我更加积极地寻找各种机遇。大二那年，我获得了跟随导师学习的机会。在宣讲会上，王化磊教授和他的研究方向——人兽共患病毒致病机制与防控技术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疫情的亲历，让我对这个方向有天然的关注。王老师课题组的工作既有对病毒致病机制这一基础谜题的探求，也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产品的现实关怀，正是这种“顶天”与“立地”的结合，把我深深吸引。我鼓起勇气给王老师写了一封邮件，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因疫情而对生物产生兴趣，又如何在对动物医学的误解与后续发现中走到了今天，并表达了对他的研究方向的高度向往。

很快，我收到了回信。见面时，王老师很认真地听我讲完了略显曲折的心路历程。他说，有亲身经历的体会，会让我对这份工作的意义有不一样的理解。他没有描绘一幅宏大的蓝图，只是平淡地告诉我，科研工作需要耐心，很多时候是在看似重复的摸索中寻找突破。正是这种务实和平静，让我觉得踏实。我确信，这就是我想追随学习的导师，他研究的也正是我渴望探寻的世界。

然而，这条科研道路并不平坦。日复一日，我细心操作，记录数据，但期待中的结果却迟迟不肯出现。实验记录本上写满了重复与微调，进展却很缓慢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，由于我将大量课余时间投入到实验室，大二的专业课学习受到了影响。当我看到成绩单上刺眼的下滑时，沮丧的情绪将我吞没。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。或许，我应该在本科阶段先专注于学好课程，科研这条更难的路，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再去走。这个暂时撤退的想法，在当时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避风港。它听起来如此合理：我只是推迟，并非放弃。

摸索

在摇摆的时候，我找到了王老师，他听完我的境况后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觉得，做研究最难的是什么？”我答不上来。他接着说：“可能不是技术，而是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接受没有正反馈，甚至没有明确进展的状态，还能保持专注和思考。它考验的不是你的聪明，而是你如何管理你的精力，如何在一个长期目标下，规划好眼前的每一步。”

我意识到，我把科研想象成了一个短跑冲刺，而它实际上是一场马拉松，我现在的困境正是必经之路。想到这我竟然感到庆幸了，庆幸自己没有真的推迟科研之路，庆幸自己在20岁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难题，让我能提前面对，早早适应。

我不再茫然地耗在实验室，也不再焦虑地赶学习。我开始像规划一个长期实验一样，规划我的时间和精力。我记录下每周的时间流向，然后分析哪些是高效投入，哪些是无谓消耗。我明确了不同时间的主题：白天，是雷打不动的专业课攻坚时段；晚上在实验室，则要求自己全心投入，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；甚至还刻意在日程表中留出固定的空白和运动时间，因为保持精力就是保持战斗力。我不再追求在实验室待到最晚的形式，而是追求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的实质。

这个过程充满反复。实验依然会失败，计划总会被意外打乱。但我逐渐学会，不因一次失利就全盘否定，而是复盘，在下一次做出调整。当那个困扰我数月的实验难题，在某个平静的夜晚终于被攻克，屏幕上跳出理想的曲线时，我感受到的并非狂喜，而是深沉的平静和确认。我确认的不仅是眼前数据，更确认了自己具备在迷茫和压力中保持前行、不断调适的能力。我学会了：相信过程。

当心态和方法逐渐走上轨道，成长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。在学业上，我找回了节奏，成绩稳步回归并超越以往。在实验室，我从最初的操作者，慢慢成长为能够参与设计、承担更多责任的成员。

扎根

与专业能力的进步相伴的是思想的成长。在一次党员学习中，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黄大年老师的事迹。那段影像和文字资料，给我的震撼是持久的。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顶尖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，回到祖国、扎根吉大的选择，更看到了他回国后数年如一日“疯魔”般的工作状态——他仿佛在跟时间赛跑，要把所有知识、所有智慧都倾倒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。黄大年老师让我明白，真正的科学家精神，除了探索未知的好奇与执着，更核心的是“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”的家国情怀。从此，黄大年精神对我而言是一面镜子，映照我是否只顾眼前得失，他也指引我将个人的探索与“筑牢生物安全防线”这一更大的时代使命紧紧相连。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我这一生的目标：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
也是在了解校史、感悟吉大精神底蕴的过程中，另一个厚重的传统深深震撼了我，那就是“北上精神”。在上世纪中叶共和国初建、百业待兴的岁月里，一批又一批像唐敖庆先生、王湘浩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，本可以在条件更优越的南方或海外进行个人发展，却响应国家号召，毅然向着寒冷而亟待开发的黑土地北上。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学识，更是一颗颗建设边疆、为共和国打造坚实科技脊梁的火热之心。从无到有，他们创建了吉大一个又一个王牌学科，奠定了东北坚实的科研基础。这种精神，穿越时光，依然在吉大人的血脉中流淌。

五年时光如白驹过隙。如今，站在本科生涯的终点，面对众多可能的选择，我的内心异常清晰和平静。我选择留在吉林大学，留在动物医学学院直接攻读博士学位，继续跟随王化磊老师，在人兽共患病领域深耕下去。这个决定，串联起了高中时那个被疫情震撼、心生好奇的少年，串联起了大一那个曾心怀误解、一度迷茫的新生，也串联起了这五年来在挫折中调整、在探索中坚定的自己。

我常常感到幸运，幸运于时代在我心里埋下了问题的种子，幸运于吉大动医这片沃土让它得以生根，幸运于在迷茫时遇到了指引方向的老师，更幸运于在精神成长的道路上，邂逅了黄大年老师这样光辉的榜样，并融入了“北上精神”这条波澜壮阔的精神长河。这五年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学生本分的积累。但正是在这看似平常的五年里，我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寻路——从对外在专业的误解，走向对内在初心的确认；从对远方的模糊眺望，走向对脚下道路的坚定前行。